简单太难了——《钢的琴》

导演张猛是辽宁人,老家铁岭。在此之前张猛唯一的电影作品就是《耳朵大有福》,同样是东北题材,虽然口碑不错,但据说只发了33个拷贝,这意味着并不能够通过票房赚钱。虽然我也很喜欢这部电影,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是范伟作为主演带来的号召力以及优秀的演技,《耳朵大有福》恐怕只能是被埋没的众多国产电影中的一个。

《钢的琴》是在并不充分的准备下开机的,拍摄过程很难说顺利,前后有很多故事流传——与钱有关的故事[1],向人们传达了其中的困窘。我想张猛也许会发现,或者早已经预料到,这部电影的制作并不比影片中的钢琴更加容易。难能可贵的是,张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的决心和剧组人员的敬业与付出,这让一部堪称优秀的国产电影得以诞生。

故事以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后的东北某工业城镇为背景。下岗工人陈桂林平时组织一个小乐队,以各种红白喜事作为生计。当他和媳妇准备结束名存实亡已久的婚姻时,女儿的抚养权成为最大也是唯一的争议。为了争取女儿,陈桂林需要一架钢琴,种种尝试失败之后,他决定组织曾经的工友,共同制造一架真正的钢琴。而电影,就是围绕这一过程所发生的一系列荒诞和悲欢交加的故事。

对于稍有一点年纪的东北人来说,电影所代表的这段历史并不陌生。随着改革从理论和口号一步步变为现实,一度以重工业为荣的东北沦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和重灾区。整个社会都要褪去沉重而破旧的装甲外衣,寻找和适应一种新的舞蹈的姿势。而在新的生命力得以成长之前,人们所感受到的只有衰败和不安。

在那个时期,我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各种亲戚、朋友和同事之间的来往变得频繁,成年人们似乎突然多了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交流。工厂的领导们考虑的是要不要接手现在的企业,如果承包下来是否有利可图以及能否找到出路;中层们可以选择的是跟着原来的领导二次创业或者纠集其他合伙人另立山头;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职工,讨论的话题往往是下岗、买断工龄以及未来的保障。我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果是的,那么我真的为这个社会的成熟和稳健感到惊叹。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大量的工厂停产、改制和倒闭,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面貌的变化。大多数普通工人失去了工作和依靠,其中一部分作为劳动力向外地和南方流动,个体经济变成大多留守人员无奈的选择,各种微型的商铺和餐馆在街边林立并且频繁变换着招牌,很多中年男性甚至包含少量身体结实的女性,蹬着“倒骑驴”(一种后驱的人力三轮车,可以载客)成为城镇内的主要交通工具,而还有少量的闲散人员,最终被推向了更加阴暗的社会角落。

即使是现在,每当我回到东北,还是能够感受到历史的车轮仍然缓慢但却有力地向前倾轧的痕迹。原有的工厂由于城市的外延已经变为商业或者住宅,新的工业园区更多还是在寥然沉寂着无人理睬,商场和超市一个接一个的开业然后又衰落下去,维系人们之间联系的依然是早已不复存在的工厂和单位,永远灰蒙蒙并且嘈杂混乱的市场里,疲惫的人们缓缓地抬起头……

电影中的陈桂林、淑娴、胖头、王抗美等人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曾经是、并且永远属于工人阶级,一度是这个国家最光荣的主人并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即便今天,也仍然被宪法赋予着领导这个国家的权利。而这个头衔竟如影片中的两根烟囱一样,显著而又无用,以至于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讽刺,人们尽管留恋它,捍卫它,为他写诗为它签字,但也一定会接受并围观它的倒塌,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这已经是无可改变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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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林们曾经以厂为家以厂为荣,把自己个人的辛勤劳动汇聚成丰功伟绩,也曾经享受过公共的食堂、澡堂、医院和学校,把一个工厂生活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空间。可是只一转眼,工厂没有了,工厂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撑也在一夜之间被抽离,可他们似乎还停在半空,来不及调整生活的姿势,也无力可借,只好随手抓住点什么,顺着颓势下落,伴随着他们的,是一张尽管日渐松弛却依然保持连结的人际关系网。于是,他们变了,不再是娴熟的车钳铣、铆电焊,而是变成了业余乐队的乐手歌手,杀猪卖肉的屠户,学校的更夫,改邪归正的配锁师傅,混迹麻将馆和舞厅的闲散人员,只有当他们回到一起撸串喝酒时,才仿佛又变回了曾经的工友。

和所有经历过一点事情的人们一样,陈桂林们并不能轻易地摆脱与过往岁月的牵连,想起一起工作的日子,即便谈不上是怀念,起码总还是有一些温情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走到一起,不厌其烦地制造一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钢琴。诚如张猛自己所说,这是“陈贵林发起的失落阶级的最后一次工作,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找到了工作的快乐”。即便陈桂林最终决定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工人们还是坚持把钢琴造了出来,他们以这样一个规模不大难度不小的壮举,回敬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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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钢琴和讨生活一样,即使远远看去,也还是会让人感到困苦和绝望,就像淑娴说的,“造钢琴,那得是多大的事业啊!” 但是劳动者在与困难斗争方面似乎有着特殊的技巧,而陈桂林一定是其中的实践派和佼佼者。

当钢琴问题甫一出现,陈桂林就立即投入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了,并在现实的障碍面前快速调整着解决方案——自制木板键盘、四处借钱、半夜团伙偷窃、找文献、炸鱼、搬请专家、改木结构为钢结构……在困难面前,陈桂林总是抱着特有的乐观和希望,全方位地开拓着思路,不放过一个微小的机会,并迅速地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用仅有但也充分的力量去解决它。除了对关键问题的攻克之外,陈桂林的特长之一就是卓越的鼓动能力,那些原本出现在政策理论、领导讲话、新闻报道、宣传口号中的多少有些假大空的词句,竟然能够一套套地从陈桂林嘴里说出来,甚至还能发挥恰到好处的作用,这让我们意识到,理论对于人民来说从来都不陌生,甚至真正领会并掌握了这些理论的,只有他们。

面对麻烦,其他人物也有类似之处,季哥处理伤人事件、胖头面对安昌业、快手谈工钱,都可称得上迎刃而解,并且分寸得当。这其中包含的不仅是为人处世的智慧,更有与生活握手言和的无奈。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生活还是太过艰辛了些,就好象和一头困兽的缠斗。在这场争斗中,你必须尽快学习和掌握要领,知道如何拿捏住生活的要害,这样生活也就无法置你于死地了。让人沮丧的是,即便如此,你依然无法彻底的战胜它,只能反复维持着这样的平衡,一切都让人疲惫不堪却又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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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说到底还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故事,也并不存在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局,但导演没有着力渲染这些困苦,反而把它变成了一个欢乐到有些荒诞的故事。这种欢乐看似来自东北人先天的幽默与个性,实则又何尝不是出于对坚硬现实的自我开解。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乐于看到东北的文化和风俗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和所有地域一样,东北人有着独特的气质与风情,除了乐观、幽默、豪爽和暴戾之外,我所能意识到的也许更加深刻的一点就是“现实”。尽管在这一点上并不能和其他地域进行区分,但东北的世俗哲学在我看来还是非常直白的,直奔主题并且一针见血。能战胜则战胜,不能战胜也只有妥协和屈服。而幽默,也许恰恰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部受到好评的影片,《钢的琴》表示诚意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美感。视觉上,大量舞台化的场景、几近完美的画面构图、鲜明的工业化风格,夸张荒诞的追逐,都让人眼前一亮。而几乎贯穿着整部影片的风格不一的苏俄音乐,时而欢乐,时而忧伤,时而温情,时而又让人觉得充满了激情和力量。除此以外,深层次的美感来自于对那个时代细节的准确复现——废弃的大片厂房、苏联建筑风格的电影院、毛裤腰间的简易皮筋、铝制饭盒和搪瓷脸盆、超级玛丽和红白机、随手点燃抛出的鞭炮……所有这些都令电影显得格外真实,真实让人舒适,而舒适是一种立体的美感,几乎能够触摸。我只能说,主创人员在对影片质量的追求上,绝对是下了功夫的。如果说《耳朵大有福》是一部好看但粗糙的影片,那么《钢的琴》在品质上算是做出了全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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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陈桂林和小菊曾经两次并排站立在废弃的厂房前,身后的顶棚没有改变,一侧丰满,一侧则破败不堪。这画面几乎在明示两人不同的生活与命运。我们在法典里写“生而平等”,在歌中唱“生来自由”,但这一切却从未实现。陈桂林绝非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做了应做的全部努力,但依然无法走出生活的泥淖,他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最终也接受了。生活就像他肥大而过时的西装一样,不合身、丑陋,但好歹是件囫囵衣服,而且别无选择。结尾处女儿问陈桂林想听什么,陈说“越简单越好”。

是的,回想这一切,确实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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